2020年事业单位社会热点：储蓄率增幅下降有助于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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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引发社会关注。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另一组数据：去年中国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增长近两成;今年一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797.43亿元，是9年前的近10倍。有人认为，延迟消费偏好下降，信用卡未偿信贷猛增，意味着中国人不爱存钱、爱花钱了。

　　中国人爱存钱的标签由来已久，提前消费、借贷消费的增多，引发部分人担忧。不过，笔者认为，中国人爱存钱确有勤俭持家等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出于预防性的考量，即预防性储蓄。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爱存钱、不爱花钱”对应的是保守的消费观念，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人不爱存钱，爱花钱了”，也可以解释成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日趋完善后消费态度的一种积极转变。

　　实际上，不仅是普通民众在“存钱与花钱”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就是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也观点不一。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储蓄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好，强大来自于节俭，简单地说就是储蓄率越高，贷款(投资)资源也就相应地越多;而凯恩斯经济学派则认为，经济靠需求来拉动，居民储蓄多，自然消费就少。不过，从现实经济运行观察来看，并非居民的储蓄越多，就对国家经济发展越有利。消费驱动型经济总体来说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这也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从经济运行现实来看，我们大可不必为“中国人不爱存款”而担忧。中国只是储蓄率增幅减少，储蓄率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位居前列，也不会导致银行储蓄与借贷资金的失衡。实际上，中国“高储蓄”多年以来一直被诟病，储蓄率适度分流有助于化解银行风险，改善间接融资比例过大等问题。

　　宏观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投资、消费、出口被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生动形象的表述。因此，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模式分成投资驱动型、消费驱动型、出口驱动型。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至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8万亿元，同比增长8.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连续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意味着，我国早已进入了消费驱动型经济。显然，数据背后与“爱花钱”的积极消费态度密不可分，“爱花钱”可以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源头，也将推动消费进一步升级。

　　消费升级本质上就是消费者有意愿同时有能力去消费优质产品和服务，消费意愿源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者在做消费决策时所面临的最大硬约束。所以，近几年消费升级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快速大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2019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5%，比经济增速高出0.2个百分点，收入的较快增长对于整体消费升级有支撑作用。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卡奴”“车奴”等现象的出现，也警示我们适当关注过度消费。笔者认为，在居民消费的转场过程中，个体仍然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合理安排消费支出;于社会而言，同样需要从制度等多个层面平衡好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防范过度消费可能引发的社会及金融风险，保障消费持续升级和经济稳定增长。